这是企业长效治理的必要手段，符合企业自身的利益。

企业的经营自由并非没有法律界限。食安员发现本单位有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或者存在重大食品安全隐患，所在单位拒不改正的，有权向餐饮监管部门反映或举报。

它要求实施食安员的资格证制度，食安员必须在经合法培训机构培训后，考核合格，取得《培训证书》，才能上任，之后每年至少参加一次餐饮服务监管部门组织的继续教育培训。这一点也应当在法律、法规中予以明确。参见陈慈阳：《合作原则之具体化——环境受托组织法制化之研究》，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4页。稍有不同的是，广东办法将食安员分成三级，并在培训内容和时间上有所区分，其必要性尚需根据食安员的卫生管理工作内容进行判断，或许根据食品安全管理的专业内容区分不同等级较为合理。二、日本食品企业内的组织化安全管理由于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尚处于草创时期，因而不妨先来看看日本的经验。

食品风险甚至可能转化为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政治风险，不经意间，风险一环套着一环发生。大型的企业对其每一个工厂必须配备一名专职的食安员，小型的工厂才能是兼职。但这两种理论关注的都是最理想、最简单的情况（这就像牛顿第一定律描述的没有摩擦力的情况一样），它们绝大多数是并不存在的假设，不会在实际生活中出现。

也就是说，当今宪法学是以宪法的法律现象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对宪法的非法律性现象则缺乏关照，甚至否定非法律性宪法现象存在的合理价值。因此，归纳推理往往不严密，属于或然推论{5}79。尽管如此，但纵观理论家的思考与政治家的实践，我们可以将政治智慧界定为主体通过理论（或信念）改良政治生活的活动，因此是主体处理理论与政治之关系的实践活动。在四个坚持的基础上，加强人大自身建设，如健全各级人大的组织制度，完善人大议事制度，提高代表综合素质与参政议政能力等。

在这一时期，立宪主义、民主政治等孪生思潮蓬勃发展。因此，审慎要求遵循中道，而中道需要在两个极端之间相互妥协。

据此，可把政治智慧分解为三个基本要素：一是主体。世界各国宪法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回答自身的正当性：一是将宪法的正当性建立在超验的基础之上，如西方宪法将天赋人权作为其正当性基础，伊斯兰世界将宗教信仰作为宪法的正当性基础。而且两者的地位并不平行，前者以后者为目的。因此，学者们运用第一、二层面的知识（哲学与历史哲学）关注人的社会活动，就是其政治担当。

无论是虚君共和也好，还是民主立宪与民主共和，都是形式，但实质一致，即要求从君主专制和封建官僚统治体系走向适应现代经济基础的民主分权制。正视首先是一种为学的方法。于是，概念的逻辑秩序这一方面，和概念在空间、时间和因果连接中的经验秩序这另一方面，显得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以致为了在实在中证明结构的真正有效而对实在施加强力的尝试，几乎不可避免了。因此，政治智慧需要最精妙复杂的技巧{25}。

可以说，历史的转化就是将逻辑的转化置于一个时间标尺上。而当下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安排，既体现了中国大一统的文化，也有利于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

因此，是否有效保障人权是衡量一部宪法是否优良的重要指标。法治的精髓在于政府受到普遍制定的法律规制。

然而，民主与法治又是两个容易被人扭曲的概念，譬如民主易蜕变为多数人的暴政，而法治则易成为当权者凭借法律恣意侵犯人权的工具。这正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应有之意。在形式结构方面，《宪法》的总纲凸现出国家的整体布局，其次才是作为部分的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和国家机构。因此，确认与保障人权是中国宪法的重要功能。3．自由民主：国情的西方之维无论是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还是近现代中国问题（民族、民生、民权），都是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入侵背景下提出的。应该说，三民主义揭示了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并将其中国化（这在某种意义上大概是孙中山先生能够成为国父的重要原因）。

然而，关于人与人类事物的理论，人们最早关注的要么是最佳秩序、正义的秩序，要么是自然状态。最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R·M·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M]．吴玉章，周汉华，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1.[14]转引自：刘军宁．为什么审慎是政治的首要美德[J]．商务周刊，2010,(6)[15]如果人们与那种国家和城邦公民或者与他们相似的人（的意见和生活方式）沆瀣一气，它的生命就不再是人类的生命了.而且如果他指望与他们的生活方式相决裂，与他们相隔离，并力图获得完满性，那么他就会过得步履维艰。只有如此，才能把握历史规律，洞悉我们所处的历史坐标，找到未来的发展方向。

其实，在古典政治哲学的视野中，封闭性、差异性是共同体（国家是其形态之一）的本质，因而是绝对的，而开放性、同一性则是相对的、暂时的。{18}宪法典从整体出发来界定根本法，强调整体。

就中西方而言，由于西方现代化较早，三者在历史上基本是历时性地依次经过。[4]宪法学作为一门科学，必须遵循科学研究的一般准则。这双重使命水乳交融般地结合，构筑了他们的完美形象。因此，通过历史叙述物质生活条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以证成宪法的正当性，是历史唯物主义宪法的重要特点，如《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宪法》、《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

正是近现代宪政的产生，人之为人所应当享有的不可剥夺的自由和权利才从自然状态进入到法律状态。为解决这一理论困境，宪法学所能做的首先是求教于历史经验{8}，丰富宪法经验材料，扩大宪法学的研究对象，提高宪法学的逼真性。

列宁曾指出，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可以说，不理解中国特色，就不可能产生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智慧。

其次，一国宪法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本国的文化传统，因此对一国宪法的评价，不能仅限于横向比较研究，还应该对其进行纵向历史考察。时至今日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国际、国内环境已基本形成。

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与理念，而仅凭法律技术，宪法是不可能实现的。相反，实事求是的态度则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宪法，从而提出行之有效的完善方案，以推动宪法从政治法向宪法法的转变。这一描述、阐释如能统摄所有宪法类型，则说明其理论是合理的、科学的、逼真的。立足客观实在，形成宪法共识。

古典哲人将这一技艺概括为隐微修辞，亦即要求表达要言语适度，切忌原封不动地将癫狂的思想予以直白表达。就身份而言，作为学者的宪法学家当然具有学术追求的使命。

因此，宪法学者必须认识到自己并不是在充当批评家、辩护者或赞颂者的角色，而仅仅是一位阐释者。[1]在这一意义上，对宪法学的理解以及对宪法学家的定位，都必须首先寻求对总体哲学的理解，而古典哲学则是最为纯正的总体哲学。

所有其他制度（包括人大制度）都是在这一决断基础上做出的。具体而言，关涉社会基本价值与秩序的宪法学，必须关照中国宪法，对历史传统、当下问题、社会生活、宪法体制等给予深切理解，切不可脱离现实，不顾历史本身的发展逻辑，一味地用西方宪法改造中国，用理想代替现实。